第三版：3总第107期 >2020-08-07编印

苦难的童年

我的爸爸刘广恒，1937年11月出生于克什克腾旗原书声乡石门沟村河南营子组。出生于旧社会的爸爸，正赶上日寇侵华，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年代。

1946年爷爷3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粒米未进、粒药未吃，七天后就去世了。奶奶借了七尺白布，用锅腔灰染成花花搭搭的黑色，包裹了爷爷的尸体，把铺在炕上大窟窿小眼儿的炕席扯下来，当作棺材草草安葬。爷爷过世后，当时12岁的大爷和10岁的爸爸承担起了全营子的放牛任务。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户主逼着小牛倌上山放牛，兄弟俩扯了张牛皮遮雨，赶着牛就上了山。到了中午时分，奶奶放心不下，顶着大雨跌跌撞撞六七里地寻找到长脖梁，看到兄弟俩顶着牛皮，蜷缩在背风处，浑身湿透、瑟瑟发抖，母子三人抱头痛哭。由于年龄小，经不起大雨浇淋，回来后两人双双病倒。由于没钱买药，两人硬生生挺了过来。病重时，爸爸对奶奶说胡话:妈，谁在我头顶烧火呢？我的头顶上冒火。奶奶瞅着爸爸，眼泪哗哗流下，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恐怕要喂狗了。

到了冬天，大爷和爸爸继续放牛，没有鞋穿，只能光脚板。取暖的唯一办法，就是时刻盯着牛屙屎。哪头牛屙屎了，就跑过去把脚伸进牛屎里，然后再寻找下头牛。就这样，踩着牛屎上山，踏着牛屎回家，大爷和爸爸的脚冻得像开了花的茄子，凄苦难以描述。

放了一年牛后，为了带出一张吃饭的嘴，奶奶把爸爸送到了6里地远的艾蒿洼屯放猪。在雇主家吃的是麻渣子，吃饭不让上桌，不让吃饱，还得给人家扫院子干杂活，受尽凌辱和煎熬。两个营子虽然相距不远，却如同隔着千山万水，爸爸想家想奶奶，却回不了家。有一次，爸爸去小黄花洼放猪，看到本屯的一个亲戚，就哭诉着想见妈妈。亲戚可怜他，就说：“明天你还来这里放猪，我告诉你妈来看你”。第二天爸爸赶着猪老早来到地里，不一会奶奶领着大爷来了。母子三人一见面，抱头痛哭，爸爸央求奶奶：“妈妈，我想你，我想回家。”奶奶把爸爸搂在怀里，万箭穿心，但泪水感动不了天，感动不了地。哭完之后，爸爸赶着猪，一步三回头，一步一声妈，消失在奶奶的视野中。

爸爸说有两次放猪遇到了狼。有一次两只狼跟在他屁股后面，他非常害怕，就拿一个木棒，抡一圈，狼跑开了，再抡一圈，狼又跑开了。还有一次狼叼走了一只小猪仔，爸爸光着脚撵了回来，但是猪仔已经被咬死了，爸爸就抱着猪仔回去交差，否则要赔人家。

有一年奶奶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上山种地，大爷和老牛在前边拉犁，奶奶和爸爸负责扶犁和点籽。老牛不听使唤，两个孩子驾驭不了，奶奶一双小脚走不稳，磕磕绊绊，牵牛时被牛踩了脚，奶奶疼得抱着小脚在地边嚎啕大哭，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天有不测风云，厄运再次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家庭。我家老爷爷在炎热的夏天借我家牛去盐泡子拉盐，在回来的路上赶车走的急，到家后牛得了黑眼疯。因为没发现牛已生病，第二天早上照样撒了大群，结果到了山上，牛视线模糊，一头闯到土崖下，丢了性命。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唯一的财产烟消云灭。哭完后奶奶找乡亲扒了牛皮，剔了肉拿了回来，正好家里没米下锅，奶奶给小哥俩炖了一锅牛肉，小哥俩狼吞虎咽、大块朵颐，结果把大爷吃的肚子胀不消化。从那以后，大爷闻到牛肉味就恶心，直到现在也不吃牛肉。 

我家有山地4亩，全是黄土板，地薄、干旱，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亲戚送点麻渣子，奶奶给哥俩熬粥喝，结果经常大便不通。据营子的老人讲，当时大爷和爸爸的耳朵都饿抽抽边儿了，人都饿抽裆了，骨瘦如柴，风吹即倒。

我们营子没水吃，必须到一个叫鸽子洞的的地方去挑，大爷和爸爸去抬水，由于个子小怎么也打不上水来，营子里有人讥笑，你们这辈子看不到后脑勺，下辈子也看不到后脑勺。这对大爷和爸爸的刺激很大，心里暗暗发誓要活出个人样来。

我家是两间低矮的土房，抬手就能摸到房顶，呱嗒板门，纸糊的窗户。每遇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外面寒风凛冽，屋里寒风刺骨；外面大雨倾盆，屋里聚水成河。每当此时，母子三人只能抱成一团，团缩在冰冷的炕上，等待着雨雪过去，等待着鸡叫天明，等待着温暖的阳光。家里没有被子、褥子、枕头，晚上睡觉时母子三人盖一块菜板，拿木头墩子当枕头。

屋漏偏遭连夜雨，破船恰遇顶头风。爸爸十三岁那年正月的一天，一群孩子在冰天雪地里摔跤玩，爸爸也跟着凑热闹，被小伙伴摔倒，左腿大腿骨折。灾难一次又一次光顾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赤诚勤勉的青年

1949年全国解放了，母子三人生活才有了保障。有一次我回家看大爷，大爷深情地对我说，多亏来了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家人早就失散了，或者饿死了！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才有机会在本营子上学，1956年，在土城子高小毕业。1958年7月，被选到石门子沟大队东梁小学当民办教师，1960年7月至1962年7月调到土城子人民公社当扫盲干部，并转为国家正式职工。1962年7月调回书声公社中心学校工作，1963年9月调到石门子沟大队大张家梁教学点，1964年调到河南营子小学担任校长。1972年调到石门子沟大队中学担任校长，197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爸爸一心一意扑在教育教学上，他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的救命之恩，用辛勤的汗水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他的辛勤努力下，石门子沟大队的教学质量在全公社始终名列前茅。围前左右村子的孩子都送到石门子沟大队学校读书。他领导的学校校风正、行风正、师风正、学风正，得到了学生家长和师生的普遍赞誉。1974年春，克旗教育局局长陈玉成到石门沟大队检查指导工作，发现爸爸是个可用之才，堪当大任，同年秋天破格提拔到土城子高中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时年38岁。

爸爸调到土城子高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搞运动，搞开门办学。爸爸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他的办学思想和务实工作作风引起了公社个别干部的不满，说爸爸不讲政治，不跟形势，思想僵化，还给爸爸总结了八条罪状。爸爸知道后非常气愤，跟公社书记、社长理论，最终使学校走上了正轨。

爸爸调到土城子后，我家经历了很多磨难。大姐小学一年级没有读完便辍学回家帮母亲干活，其余四个孩子全部上学。孩子都小，没有劳动能力，家里的困难可想而知。一次我周末回家，妈妈给我们烀了一锅山药。妈妈说：“咱家一粒米面没有了，就剩点儿山药了”。二妹妹老妹妹坐在炕头儿上一声不响的吃着山药，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不堪重负的家庭压得母亲喘不过气起来。 

当时的交通时断时续。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爸爸上班走不了，急得没办法，就打上绑腿，带了干粮，拿一根木棍当拐杖拄着去上班。饿了吃一口干粮，渴了抓一把雪，几十公里山路从早晨走到天黑。爸爸回家，是兄弟姐妹每天的期盼，尤其是二弟弟，他当时8岁，爸爸每次回来时都不愿意让他走。有一次我俩送爸爸去西山等班车，爸爸上班车走了，弟弟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哭，还拿起石头向远去的班车发泄。鉴于当时的困难状况，爸爸向教育局申请调回书声工作获准。 

1977年秋季爸爸调回书声中学工作，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调回书声后，后顾之忧少了，心情也舒畅了。他要干一番事业，他要让书声出成绩，他要对得起老百姓和孩子们。第一件事就是抓队伍建设，他认为人心齐泰山移，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拧成一股绳。他许下诺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教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教职工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感染身边的人。他制定规章制度，用制度管理人，用制度约束人。当时最出名的是“三勤四跟”制度。他要求所有教职工做到眼勤、嘴勤、手勤，跟班级、跟早间操、跟宿舍、跟劳动。正是“三勤四跟”制度，保证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学生的人身安全。他要求教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里有学生，哪里就得有老师。有一天晚饭后，有几个学生到后山黄土坎取黄土垫教室，那个黄土崖因为长期取土，垂直有十几米高。爸爸吃完饭正和几位教师站在操场说话，突然发现了这几个学生，爸爸就跟其中的郑喜山老师说：“你快去看看，别砸着学生。”郑老师跑到跟前看到非常危险，就制止了。学生刚撤出来，“呼隆”一声，一大坯黄土坍塌下来。大家当时惊出一身冷汗，庆幸爸爸提醒的及时。以此为例，“三勤四跟”制度做得越来越扎实。宿舍卫生制度，他要求宿舍清水浇地，地面、门窗无灰尘杂物，物品摆放整齐，行李叠成一条线，毛巾搭成一条线（当时称为两条线）。以至于后来有的学生说书声中学是半军事化管理，叠行李时用纸板或直尺把行李做的四方四角,否则检查卫生时就要扣分。 

爸爸重视廉政建设，他要用公正和廉洁的形象影响大家，凝聚大家，鼓舞大家。在我和爸爸一同工作的印象中，他没有吃过学校一顿像样的饭菜，没有喝过一顿酒，上级领导下乡时也不大吃大喝。他要求教师不饮酒，不请客，不送礼，不溜须拍马，做人要不卑不亢，堂堂正正，他说教育是天底下最纯净的沃土，不许任何人污染。1981年春天，我当时正在克旗教师进修校学习，学校的伙食差，天天想着家里来人吃顿好饭。忽然有一天，爸爸和韩广生师傅开着新的解放牌汽车来看我，爸爸跟我说学校刚接的新车，很高兴，学校以后勤工俭学有车了。我心想，今天中午可能要开荤了，学校刚接新车回来，中午咋也得吃一顿饭。可没说几句话，爸爸就跟韩师傅开车走了，望着汽车卷起的尘土，我心里默默地说：爸爸，难到一块钱一顿的饭（当时的物价是一元钱可以吃一碗汆羊肉，三张肉饼），也舍不得管吗？在春节过后筹备开学的第一天，他就要求食堂开伙，并第一个到校，有亲戚看到冰房冷灶就说到家里吃，他是坚推不就。有一次教育局的局长、副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他从兜里掏了3元钱，让我去买了两包烟，这是他自己掏腰包，事后根本不提报销的事。中午吃饭我记得好像炒了四个菜，都是学校菜园子里自己种的菜，招待不饮酒，是爸爸一直的坚守。 

有一次一位老师要给家属调动工作，到家里送了两瓶酒，两包馃子。爸爸转身就把礼品拿到了学校，把班子成员叫到跟前说明原委，然后说，吃吧，谁吃谁负责办。这件事传到了这位教师的耳朵里，见到我非常气愤地说：“能办则办，不能办不强求，这不是寒碜人吗？” 

爸爸在大是大非面前非常明白，而在小事面前却非常糊涂，他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利益。学校每年评模范、评先进、评职称都是组织教职工打票，从来不自己说了算。有一年教育局给了一个涨工资的指标（那时候给指标），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评选爸爸，爸爸当场表态，在利益和荣誉面前，领导班子要带头礼让老教师，就这样把指标让了出去。还记得有一次，教育局给了两个高级教师的指标，爸爸采取的办法也是投票，结果大家一致推选爸爸。爸爸此时又发话了，高级教师职称给冲在一线的教师，领导班子成员礼让一线教师，结果又把这次机会让了出去。爸爸到退休时，仍然是中级职称。与爸爸工作一段时间的辛俊卿老师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他说:“我最佩服你爸爸的君子之心，他办事没有一件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他处理事情最公平，最公正，最不占小便宜，最清正廉洁”。

在爸爸的表率作用下，书声的教师们个个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一意做好工作蔚然成风。我和张传友老师教8个班级的英语，每人4个班，还挂着班主任。我俩超负荷工作，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多要报酬。爸爸退休后对我说，对不起张老师你俩，你两个人干四个人的活，没有一点报酬和补助，这不应该。听了爸爸的话虽然心里委屈，仍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因为只要涉及公家的利益，他总是胳膊肘往外拐，谁让我是他亲儿子。

爸爸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对儿女严格要求从不泛泛说教、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行为方式引导你走正道，做正派人。1984年我教四个毕业班的英语又兼任一个班主任，由于当时我是代课教师，没有转正，就想7月份报考赤峰师范。是顾自己还是顾学生？内心非常矛盾。周末放假回家，爸爸跟我说：“你自己考学是你一个人的前途，你有200多弟子，他们像小鸟一样嗷嗷待哺，那是200多人的前途，孰重孰轻你掂量明白。”现在大姐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她说，爸爸喜欢站在全局看问题，在他的心里装的都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在当年毕业班全体任课教师会议上，爸爸当着教导主任的面问我：“你一边考学，一边教学，你觉得今年学生的英语能考什么成绩？”我当时毫不犹豫的回答，可能弄个全旗第一吧。爸爸当时很惊讶，怎么顺口说大话呢？教导主任赶紧圆场说，这么有信心，说不定弄个第一。结果中考结束，我所教四个班英语全旗平均第一，受到教育局教学质量一等奖。我所任班主任班级全旗英语、语文、数学平均第一，我班钟秀丽同学更是全旗总分第一，数学、英语、语文三科全旗第一，我也顺利考入了师范。

爸爸每每提及此事，都认为我长了脸，争了光，既没有耽误学生，又没有耽误自己，值得他骄傲。 

我在中学教学的十几年里，跟爸爸一直是同事关系，没有一点优越感。在年末一次教职工鉴定会议上，辛俊卿老师评价我时说，刘云新在这个学校是校长的儿子，可在他身上没有一点骄娇二气，比普通老师还普通，没有一点优越的地方……石常云老师评价我时说，这孩子说话办事太老实，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以后要直起腰来，该咋着就咋着。

他们哪里知道，我真的不敢给爸爸惹一点麻烦，不敢给他带来一点不顺心，更不敢在学校有一点涨包气儿。

我们兄妹四人读书期间，都没有一点优越感，不敢去他办公室，见了面也不敢说话，更不允许在同学中提起。我们感觉他非常威严，都害怕他。二妹妹初升高毕业考试时数学得了全旗唯一的满分100分，毕业离校，爸爸才告诉老师们这是他二女儿，所有老师都震惊了，三年时间竟然没听说过，二妹妹的同学到毕业时也不知道她是时任校长的女儿。

大姐没有文化，在一中做饭当师傅，忽然有一天，校长找她谈话，让她当管理员，她非常为难，最主要的不会写字，不会算账。爸爸就鼓励她学文化，学算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常用的汉字会写了，计算器也会用了。有一次她回到家里给爸爸汇报工作，认为工作还不错，很满意。爸爸乘机教育起了大姐，他问大姐是不是想长干这个工作？大姐说当然想长干。他又问大姐现在家里吃的喝的是否够用？大姐说当然够用。爸爸说：“好，既然想长干，你要记住，学校里的一根草棍你都不要往家里拿，如果今天拿一根草棍，明天就可能往家里拿一根檩子，久而久之，学校的后勤就成了你家的了。那样最终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贪污太多要开除公职进监狱，二是如果不构成犯罪的话你就失去了管理员的工作，继续当大师傅。”听了爸爸的话，大姐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腥水不沾，一尘不染，领导们非常满意。她应该50周岁退休，可是一中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就是不让大姐退休，现在大姐已经60多岁了仍被返聘工作在一线。

家里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学校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因为在爸爸的教育生涯中家里的任何事也挡不住上班的脚步。1982年家里盖房子，他没耽误一天，全是母亲张罗。有一年刮大风，把收割好的豌豆铺子都刮到沟里去了，母亲一个人抬不上来，给他捎信，他硬是没回去。我家当时种了二十多亩地，全是利用节假日收拾，秋收时正是开学的时节，我家的麦子多数都是虎皮色儿，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收割。我说，这样割了太可惜了，再留一段时间吧！爸爸说再等就没时间了，麦子伤镰吃白面，割！

爸爸十分注重勤工俭学工作，1981年春买了一台解放牌汽车，当时全旗苏木乡镇学校很少有买得起汽车的。1985年学校又更新了一台东风141。学校有200多只羊，养羊收入作为勤工俭学项目，做进了学校的账里。学校有一个养猪场，每年都养几十头猪，喂的是学生们剩下的饭菜及大小灶的泔水，每个周都杀一两头给学生们改善伙食。有时杀猪，全体教职工可以免费吃一顿杀猪菜，因为当时工资低，大家生活都很清苦，吃一顿杀猪菜已是很奢侈了。

学校有一个二十多亩的大菜园子，每年开春爸爸都带领老师和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全校师生吃菜自给自足，不收一分钱。爸爸的心脏病就是在干活时得的，记得一年秋天，有爸爸带一个班的学生起胡萝卜， 干着干着就突然倒在地上，脸色煞白，不敢呼吸，不能说话。同学们立刻通知了我，一帮人把他抬到宿舍，我飞快的跑到医院请大夫。大夫立刻给爸爸输了氧，检查完了之后大夫说爸爸得了心脏病，从此落下了病根。

爸爸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每年元旦晚饭是老师们唯一一次大聚餐，没有八个盘子六个碗，标准是炖上一大锅鸡肉，没有酒，只管吃好，算是犒劳老师们一年来的辛苦。因为爸爸带头不搞特殊化，所以即使这样简单寒酸，教师们还是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怨言。爸爸穿衣更是随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穿了二十多年，我几次要给它扔掉，他都舍不得。他穿的袜子都是大窟窿小洞，补了又补。他不挑吃挑喝，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样的饭菜都行，这与他小时受的苦难有关。

虽然学校的勤工俭学挣了不少钱，但是这些钱全部花在刀刃上，逢年过节没发过一分钱的福利，为此不少老师有微词，认为爸爸太小气，太吝啬，是小家子气。我也给他做工作，但是根本说服不了他，仍然我行我素。好在他以身立表，一碗水端得平，大家还是欣然面对，坦然接受。

每年新生入学都要举行开学典礼，爸爸从不用讲稿，出口成章，不重复，不磕巴。经常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等名句教育学生。还经常用本校学生的读书故事激励入学新生，讲述唐杰、张继周、刘武峰三人嘴含止痛片参加考试竞争第一名最终考入名校的故事。每次讲上两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骄人业绩，安享晚年

1990年秋季，爸爸五十四岁，他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工作，就主动给教育局提出离岗请求，不再担任书记校长职务。教育局研究通过了他的请求，爸爸离岗时，学校存款15万元，有东风141汽车一辆，还有羊群、猪场、菜园……

在爸爸任校长的八十年代，书声中学成绩优异，人才辈出，开辟了书声教育新时代。书声中学是全旗的旗帜、标杆。1989年夏天，教育局组织全旗校长到书声现场观摩、学习、交流，书声中小学教育经验得以在全旗推广。

1982年书声中学按爸爸的要求“放卫星”，唐杰、张继周、刘武峰三名同学占尽全旗前三，后来分别被清华、北大、复旦三所名校录取。1983年，克旗一中在农村只招两个高中班计100人，书声中学有48人进线，占了全旗的半边天。尤其二妹妹以数学唯一满百分的成绩，誉满全乡。1984年，全旗初升高英语、语文、数学总平均分全旗第一，钟秀丽同学更是以总分及语数外三科全旗第一赢得大满贯。1984年徐英杰同学书声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大学，现为文化部国家友好画院书法家，获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1989年高威同学以全旗第一的成绩被赤峰二中录取，后考入清华大学。其他年度的考试成绩因为没有历史档案，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总评成绩和各单科成绩均没掉下前三名。现供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张汉明也是书声中学的毕业生，据他介绍，每年春节在北京的书声老乡都要相聚，每次都有三十多人，而且都是那个年代考出去的事业成功人士。

在八十年代的历年中专中师考试中，书声中学始终给的名额最多，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各乡镇的学生纷纷到书声求学，外旗县的学生也有慕名而来的，书声中学一时间人满为患。上课桌椅挨桌椅，睡觉每人七寸，不能翻身，翻身要统一，上厕所要排队，打饭要排队。

由于爸爸业绩突出，1984年获旗委政府记大功奖，1985年被授予全旗唯一的晋级奖，奖励工资每月12元钱。1986年至1988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全旗模范党员和先进教育工作者，1989年爸爸再次获旗委政府记大功奖。书声中学每次表奖时，都会占80%的奖项，爸爸刚领完一个奖项还没回到座位，下一个奖项又喊到他了。

爸爸有两次进城的机会，一次是职中校长，一次是教研室主任，他都谢辞了，他说离不开故土。

爸爸1990年回家休养，时年54岁。1991年下半年，教育局又调他到红光中心校任校长，第二次走马上任。1994年暑假，爸爸又申请辞去一线职务，调经棚三中工作，1995年下半年申请退休，从此离开了他钟爱一生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

爸爸退休以后，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从不请假或借口不参加。记得在他70多岁以后，他的腿受过两次伤，一次是大腿内侧毛细血管破裂，一次是得了滑膜炎，不敢走路。学校通知他去参加组织生活，我建议他请个假，他说：“共产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就是脱党。”没有办法，我只好打车把他送到学校并扶他上楼梯。还记得有一次我回家逗爸爸说，有不少人为了不交党费，都成了口袋党员了，我也把你的党组织关系起出来装进口袋吧。爸爸听了立刻拉起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别说这点儿党费，就是再多我也不脱党”。 

爸爸退休后，书声中学老教师辛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书立传，都被他拒绝，他说没什么好写的。后来辛老师在短信中跟我说：“你爸爸我俩没有一点私人关系，更没有特殊关系，但是我最佩服你爸爸那种工作精神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至少要让子孙后代知道，书声有个刘广恒，是他带领教师们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不属于某个人某个家庭，他是老书声的一面旗帜、是‘人民至上’的答卷者。在你爸的问题上，你们应该理直气壮，哪怕有半点谦虚都对不起书声人，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取向，一定告诉你的兄弟姐妹写好回忆文章”。十多年来，辛老师始终催我，我被辛老师的真诚感动，盛请难却，写了这篇回忆文章。爸爸的学生王学斌说：“我的学生生涯最佩服的就是刘广恒老师，刘老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文凭不高水平挺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既和蔼又威严，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和校长。”

纵观爸爸的大半生，经历了太多苦难，也创造了许多辉煌。年幼时不因家境贫寒而怨天尤人，不以物挫志；青年时面对挫折迎难而上，直面风雨；参加工作以后，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校长期间对待同事公平公正、一视同仁，严于律己、从不以利自累；工作中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遇到问题从不退缩；生活中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德高望重，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和好评。书声人认为他开辟了书声教育的新时代，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教育局认为他是全旗教育的一面旗帜，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儿女们认为，他是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我的爸爸--刘广恒，他用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忠诚在教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生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