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冬天的北方农村,那赌风是伴着西北风来的,人闲了啊。许多在外打工大半年的男人鼓着腰包回来了,他们总是把钱交给女人,然后女人又把少量的钱给男人。要男人出去“玩”。女人把这看作是对男人的一种补偿,这“补偿”的意义不亚于女人的另一种补偿。在她们心里,男人就是在家输一百,也比在外头给野女人花十元强。当然,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女人们在农闲也会“小来小去”“玩一把”的。女人不把这看作赌,派出所所长杨冠也不把这看作赌。但临近春节的一个来自马家沟的举报电话,杨冠不行动是不行了。
也简单,夜半时分,贼一样悄无声息的警车一阵飞驰后停在村头,几个警察闯进了这家灯光刺眼、烟气浓浓的小卖店----屋里人还没等反应过来,都已经一个个“爬”进了摄像机。钞票当场没收,抖着记事本的杨冠临走丢下一句:“凡是刚才记在这上面的,明天带足钱来派出所接受罚款。”
第二天,杨冠上班比往日早了半小时,然后包拯那样沉脸端坐在办公桌后。他知道,天还不太亮就有人在派出所院外等候了。警员小陆看了所长一眼,开始一个个传唤参赌人进屋,小姜做好了记录准备。第一个进来的是小卖店女掌柜,她属于“窝点”,挨罚自然首当其冲。这个往日肯定是个笑响半个天的女人,今日却愁眉苦脸,腮上也挂着泪痕,一副爹死娘亡的表情。杨冠知道女人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害怕,是疼钱。他开出一张罚单,也许是她的小卖店的半年或者一年的利润。而他接着要处罚的人何尝不是——尤其临近春节,他罚没了的是他们买鞭炮钱、酒钱、肉钱或是给晚辈们的压岁钱。钱数虽然不是很大,但让他们心里懊糟着过年。农村人都很迷信的:开年懊糟预示着一整年都不顺。小陆开始了讯问:
“你老实交代,整个一个冬天你收了多少头钱?”
“啊,警察同志,你可冤死我了。哪有什么头钱,我只是挣麻将机台费。他们玩一天我收20元。”
“玩?这是赌博你知道吗?犯法的。”
“我知道。一元钱也是赌。他们有时一天输赢小百来元呢。那天,三毛子输了一百二,他媳妇跟他恼了。奥,我想起了,肯定是三毛子媳妇告的……”
“住嘴!说什么呢?”
这时,一句话还没说的杨冠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吴医生,赶紧走进里间。等他出来的时候,对小陆小声说:“你先别传唤梁九,传别人。”话音未落,手机又响了。杨冠瞅着手机显示出来的号码,不得不又走进里间去。打电话的黄副乡长,被传唤的人中有他的妻侄。黄副乡长的面子他是必须给的,因他由副所升任正所黄副乡长在“战友”那里是给说了话的。而刚才的吴医生,是延续了母亲生命的恩人。不就是又少罚一个人吗。
不过要做点“手脚”的,被说情的人也要传唤进来,训斥一顿,“开出”罚单;当然要叮嘱一番:“如你出去不能保密,就甭想下次的美事了!
“有人”的人唯唯诺诺。其实杨冠心里清楚,他们回去非但不会保密,还要炫耀的!这也没办法。
“没人”的当然照章处罚。最后轮到一个叫王友的。门开,王友进来,杨冠不知怎么觉得这个人很面熟……
微垂着头的王友老老实实站在那儿,小陆按部就班询问:
“姓名。”
“王友。”
“年龄。”
“四十八。”
“参赌多少次了?”
“记不太好了,反正没事就去玩一把。”
“玩?是赌博知道吗?赌博是犯法的。”
“知道。要不——就来接受罚款了。”
杨冠突然插话:“王友,你们弟兄几个?”
王友愣一下才反应过来:“杨所,你是让我举报我弟弟?他不在农村,在外头。”
杨冠问:“你弟弟叫什么?”
王友嘴角突然挤出一丝狡黠的笑:“杨所,我可以不回答吗?”
杨冠点点头。
交完罚款王友往外走,走到门口杨冠又把他叫回来,又说,你走吧,走吧。门关上了,杨冠还盯着门口发呆,似乎那王友的背影还在。
喧闹了大半个上午的屋子终于静下来,当小陆要合上记事本时,却听杨冠说:“等等。”说完杨冠摸出自己的钱包,小姜笑了:“怎么,所长,你也要交罚款?”杨冠说:“正是。”
杨冠交了梁九和黄副乡长妻侄的罚款。杨冠的钱包被掏瘪了,连一元票用了才够。小陆轻声说:“所长连给车加油的钱都没有了。”杨冠朝他瞪眼:“饿死我的车是你的责任,你不会给我加点油啊!”
几个人都笑了。但小陆小姜都不敢问:“所长你为啥这样?”
当所长室只剩杨冠一个人的时候,他摘掉了箍得紧崩崩的大盖帽。那汗水哗一下就淌了下来——他妈的,不说我就看不出来吗,那个王友,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安局长王升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