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荡然无存后,母亲的那杆老秤不知所踪,也许已埋进倒塌的土墙里,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直鲜活地存在着。
母亲的老秤是杆秤,由木制的带有秤星的秤杆、金属秤砣、麻绳提纽、铁挂钩、铝秤盘组成,利用杠杆原理来称物品的轻重。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村经济也发展了起来,乡亲们开始把吃不完的米面、攒下来的鸡鸭、鹅蛋背到公社售卖。不过,私秤那时还不允许出现。我们公社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我父亲受命掌管全公社那杆唯一的能称重500斤的大杆秤。杆秤旁边还有一杆能称重50斤的小秤。鸡、鸭、鹅用小秤称,猪、牛、羊就得上大秤。货物被放在竹筐里过称后,减去竹筐重量,才是实际重量。因为是唯一的一杆秤,所以可信度高,没有任何人对秤有不公允的质疑,而实际上,我父亲也每次都把秤砣左移右移好几遍,直到秤杆完全水平才高声报出货物的重量。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公社的大秤忙不过来了。供销社在政府的许可下开始售卖小秤,慢慢地,家家户户都有了私秤,再后来,屠宰场也放开了,大秤私有化,成为宰猪杀牛的“刀儿匠”们的标配。走村进户的“刀儿匠”肩扛一杆大秤,一番讨价还价,生意谈定。
我有一个远房大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用背篓背了白砂糖沿村叫卖,背篓里就插着一杆小秤,白砂糖对我们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了,他的背篓旁总围了一群孩子,大伯见我衣兜里有鼓鼓的核桃,说可以用八颗核桃换一汤匙白砂糖,我眼睛盯住那粒粒晶莹剔透的砂糖,双手却把衣兜按得紧紧的,大伯终是没有要我的核桃,我却吃到了生平第一口白砂糖。不久前,我的父母回老家吃寿宴,大伯还提起当年的事儿,大伯对他们说“小二娃”(我的绰号)真是鬼得很呀,又想吃砂糖,又不想拿出核桃……”物品等量交换、等价交换的刚性在大伯对小侄儿的怜惜面前也柔软了,尽管大伯家还等着他卖了砂糖往家里买油盐酱醋。
回头说说母亲的那杆秤。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家开始种了蔬菜挑到集市去卖,生姜、土豆、四季豆、莴笋、花菜、木耳、平菇……凡是能变成钱的蔬菜,母亲都会种。菜贱伤农,有一年,莲花白的价格低到两分钱一斤,有个别菜农开始“耍秤杆子”,还有的直接在秤上做手脚。我的母亲从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她在公社卖了二十多年的小菜,没有任何人说少过半两。母亲从不在秤上欺骗别人,但其中门道她门儿清,如今她在城里各个菜市买菜,没人能抠得了她的秤。当年,有比我家还穷的人家里盖房子或栽秧打谷待匠人来我家买菜时,母亲总是把秤称得望跷跷的。现在,已经有了数字化的台秤、磅秤等,只要秤本身没有问题,称出的数字绝对精准,但准确的数字往往冰冷,“望秤”仍是一种有温度的情感交流。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对付个别奸诈小贩,弹簧秤便出现了,弹簧秤小到可以揣进裤兜,买完小件货物掏出一挂,奸商原形毕露,脸皮薄的从此收手,脸皮厚的依然故技重施,终究声名不保,自砸招牌,生意慢慢就淡了下去。
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咿而咿儿呦,你是定盘的星。”歌词本是歌唱一位古代君王的,其实,良心才是一杆秤恒久不变的定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