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4
一日，我去朋友书法展观赏，见一隶书条幅，不禁驻足。隶书刻意模仿刘炳森，模糊了自己的风格，但内容颇为醒脑：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观此对联，如闻钟声鼓声，振聋发聩。
想来，读书是第一等好事，此言不谬。行善需要一定的条件起码囊中宽裕，不是人人可为。然而读书，只要粗通文墨，连小孩子都可以咿咿呀呀读上几行。
蓦然回首，我一路走来，就得益于读书。我出生在农村，虽然履历的学历是高中毕业，其实在学校仅读了八年级，而且大多岁月蹉跎。走进学堂读一年级是1966年，后来由于一些原因，跳级，在高中三年几乎没学什么文化课，而是一味学“朝农”，开门办学，再后来就是回村务农当了一年多羊倌。待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没有很尴尬地交白卷，但却很尴尬地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在军营。1978年春天，我穿上绿军装，坐闷罐火车从辽西来到海城。很快，连队那一本本书籍就把我黏住了。那些图书，大多是长篇小说，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有屠格涅夫的、巴尔扎克的、高尔基的。都是经典，炙手可热。
当兵三年，每当熄灯号吹响，战友就寝，我就拎着一本书，在连队食堂，就着饭桌上桔黄的电灯光，总要读上至少一个小时。复员回村，我的行囊多了三本绿的、红的塑料皮笔记本。——那是连里每年年底奖励自学标兵的奖品。
那些书，看得我热血沸腾。于是，仿佛鱼饵，或者酒麯子，打捞出昔日的记忆，并让在内心里埋藏了很久几乎封冻的写作的种子渐渐苏醒，像枯木发荣，嫩芽拱出了土层。
记得，最初读书，是五年级。那年我十二岁。那个周四，同桌拿一本长篇小说翻看，是《平原枪声》。我翻阅几页，见是抗日的，热闹、有趣，就向同学借阅。同学说，他也是借的，自己才读不到一半。你要看也可以，只允许周五一天，周六必须还他。他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阅读，周日晚上要还回去！
那次，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旷课。居然，仅周五一个昼夜，我趴在土炕上、在煤油灯下，将那近四十万字的长篇读完了！
周一，我和同学都很兴奋，抑或亢奋。我们共同读了一部小说，有了共同的话题。对书中人物，譬如马英如何英勇机智，苏建梅如何坚贞不屈，中村如何奸诈残忍，津津乐道。这个话题大约进行了一个星期，我们竟不自量力地私下约定，也写一部小说，而且是长篇！书名也想好了，叫《铁蹄下成长》，抗日题材。说干就干，我们就各自在作文本背面，自以为是写起来。那次，我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七百字，他也是二千多字。自然，就当时我们的年龄、阅历和文学功底、知识水准而言，写小说，尤其长篇，不啻异想天开，注定无疾而终。当然，文学的种子让我后来笔耕不辍，经过五十年的努力，于2020年如愿加入中国作协。而那位同桌，他的工作，却与文字背道而驰，当了与数字打交道的审计师。这是后话。
读书，让我有了藏书的念头。当兵三年，每个月六块钱的津贴，我几乎全部买了书籍。彼时的海城，与印象的北方县城近似，四周四座山，一处十字街，一家新华书店。我和同铺的战友潘老兵，动辄去书店转转，渐渐与书店的陈姐谙熟起来。陈姐对我们亲切，每当店里新进一批需要排队方能购买的图书，都留给我们。三年下来，我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等大块头的书，还有《古文观止》《上尉的女儿》《第二次握手》等好书。潘老兵复员，也将他的《周立波短篇小说集》等几本书留给了我。这样，我积攒了一木箱图书。
1981年初春，脱下军装的我去一家苗圃当临时工。闲暇时间，别人玩扑克，我读书。自己带的书读到最后一页，就到处借书。后来，无书可读，见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在办公室的角落无人问津而蒙尘，我便收入囊中，不时浏览。这些书，对我日后在宣传部的工作，大有裨益。
1982年至1984年，因母亲患病，我本人忙于建新居，结婚，就再次回到农村。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农谚道“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而建房搭屋，恰恰离不了脱坯、打墙。这且不说，我本人对农活外行。赶马车拉庄稼，下山坡时不幸翻车，险些车毁人亡；耕地扶犁，耕牛惨遭蜂螫疯狂逃窜，居然撅了犁辕打了犁铧！而且，秋天打场我不会扬场，春天播种滤粪时累得伤兵一般东倒西歪。疲惫，劳累，让我食欲不振，一度恹恹。苦闷了，有人借酒消愁，我不，我用读书疗伤。书，唤醒了我。我想，在这个世界，人和砖一样，都有自己适合的位置。当然，人比砖灵活，要主动去找到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我开始创作，雨天，夜晚，奋笔疾书，用汗水浇灌那作家梦的嫩芽。1982年底，在无数的投稿泥牛入海或者是一件件足以摧毁人意志的退稿信间隙，有一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家乡赤峰文联主办的《百柳》上。无疑，这像泳者因体力将溺水而看到的彼岸，或者苦雨中跋涉者眼中那阳光穿透云层的罅隙！迎着希望的曙光，像啃啮桑叶的春蚕，我划在稿纸的笔尖愈加的窸窣。
当时，全国学张海迪，我有幸被乡团委树为“学张海迪自学成才”典型，在全乡轮回讲用。1984年底，县人事部门在乡政府临时工、村干部和回乡青年中遴选乡干部，比例3:1，我们乡两个指标六个候选者去县里考试。我很幸运，乃候选者之一。更幸运的是，有两名村干部交白卷，而我的语文成绩在全县一百二十名应试者中不仅答得最快，十几分钟交卷，还得了最高分！这年，经过考核，我当上了吃农村粮的乡干部。
在乡政府七年，我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和投稿。我们乡是山区，每个办公室冬季取暖自行用烧煤的铁炉子。普通乡干部，二人一个办公室。我年纪轻，当然要主动早早到单位生炉子。生炉子的过程是，先用纸点燃玉米瓤，上面压煤。我惊讶地发现，大院的人，竟然去仓房从一个麻袋向外扯书引火！哎呀，那些书，多是线装书。大概“文革”时抄家抄来的。我感到惋惜，将最后的几本收藏了起来。线装书是民国年间的，半部《论语》《中庸》《大学》，还有一册带插图的。如今偶然翻阅，我依然敝帚自珍。
在乡政府，我顶住工作、家庭的压力，每周抽出两天时间，骑自行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读电大。三年的坚持，系统学习了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等课程，受益匪浅。
读书，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做人有尺度，做事有分寸。乡政府有八大助理，我兼有三个：土地助理、交通助理、科教文助理，主管宅基地审批、交通和教育，近乎乡长助理。但我审慎、清明、自律。一次，给一位老板颁发宅基地证书，那老板竟私下塞我一个信封，是一百元。当时，我的月薪仅37.5元，但我还是声色俱厉拒绝了他。后来，我读电大，将土地助理的工作分摊出去，但接手的人却营私舞弊、收受贿赂，被人举报。无奈，乡领导把这摊工作再次压给我。
1991年初，因为写作，我小有名气，被破格调入县委宣传部。当时，县委大院的干部，唯我一人吃农村粮。之后七年，1998年底，我被赤峰日报社录用。其间，于1999年获得中央党校大学函授毕业证书。
彼时，我家五口，母亲年迈多病，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读书，但却要随着我搬家。有人说，一搬三穷。我的家，从乡下搬到县城，从县城迁往赤峰市区，六十一平的楼房几乎空荡荡。好在，房间一角立有书橱，里面挤满了一排排的书籍。
有了书籍，就多了一份慰藉，内心不再苍凉。
2005年，我到牧区采访，罹患车祸，险些丧失。因是工伤，需要疗养，我有了很多的空闲。这些空闲的时光，我就抱着书，品茗，阅读，忘忧忘我。读的书多了，就明白历史的兴衰也只是一瞬间，眼前的得失便不再那么重要。于是，对于自己的磨难，也一笑置之，云淡风轻。
如今，我已退休，再搬回县城小镇，愈加依赖书籍了。
诗人说，“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我想，那些忧心忡忡的人，物质厚了，精神薄了，内心自然有一段需要填充的空白。而要治愈这空白，最好的药剂，就是读书。不是说吗，有书真富贵，无病小神仙！
我是离不开书的，每年总要买几本书，每天总要读几页书。是啊，读书不是更好的存在，而是另类的存在；它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相反，为了激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