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百岔河寻踪
百岔河诞生于何时，谁也无法考证，唯一能见证它生命最久远印记的是河两岸岩壁上至今仍清晰可辨栩栩如生的岩画。如果这些记录着商先民族生产生活的元素符号和红山文化同期，或者更早，那么它对百岔河的形象记忆应该在8000年以上。
8000年以前啥样？百岔河无语，也许，这个年代对于它来讲太过短暂。
我们无法追究百岔河的生命源头，但我们能追溯到它的地理源头。
在塞罕坝上的默罕恩都尔山的北麓，北纬42°32′11.48〃，东经117°23′32.77″，海拔1751米处，有一个叫四其波的地方，这里林茂峰奇，水草丰美，是百岔川上游居民理想的夏季放牧场所。水草丰美之因，缘于百岔河源头在此。百岔河源头最显著的地理标志是西北面有一座不高的山，山巅长着一簇油松，俗称“一撮毛”，终年翠绿，默默地守候着百岔河的源头，百岔河就是从这里的塔头湿地涌出，汇集着无数泉涌，汩汩清流，涓涓而下，在当年康熙饮马垂钓的源头——百岔泊短暂停留后，便义无反顾地一路向北，开始了它漫长的生命之旅。
百岔河在360里的流程中，接纳了百岔川的数十条溪流，一路奔腾，在万合永镇陈营子处投入西拉沐沦河的怀抱，然后奔向大海，把自己的漫长的生命和海量的记忆融入大海的永恒。
要想寻觅百岔河的记忆，我们只能从我们各自记忆的海洋中去搜索、点击它的内存，再现我们在百岔河畔经历的点滴。
童年掠影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共和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国际上的反华逆流甚嚣尘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形成强大的高压态势，“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形象写照。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导弹核试验圆满发射，1969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暮春的傍晚，在小喇叭里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的召唤下，跟着大人们的引导，6岁的我终于看到了遨游在浩渺苍穹中那颗属于我们祖国自己的星星。我当时只知道：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我们刚刚步入学堂时，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接下来的岁月中，“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政治声浪此起彼伏，在那个懵懵懂懂的年龄，何谈对真理的认知，面对人人都要“口诛笔伐”，我们只能在老师的“强制下”，把写得狗屁不是的批判稿挂在教室的壁报上，然后去玩儿我们自己的游戏。
老鹞子叼小鸡、丢手绢、丢沙包这样的群体游戏男孩女孩都能参与，至于耍骨头节、跳方格，那是女孩子们的强项。下五虎、四棋是我们男孩子课间常玩的具有挑战性的游戏，因为它没有成本，就地取材，在地上画一个方格，几块石子、几根木棍就形成交战双方，一个课间，可以斗几个回合。但在课余时间也有“赌”的时候，赌注最常见的往往只是一个咸菜疙瘩，一块水果糖，或者是借阅一本小人书。咸菜疙瘩无所谓，家家都有，在那个一盒火柴只有二分钱的年代，一块水果糖只有一分钱，但对于我们来讲，能吃上一块水果糖，也是难得的奢侈。
最珍贵的是我们手中的“小人书”（连环画册），那是我们那个时代最难得的精神食粮。那时的连环画册内容比较单一，除了“样板戏”系列之外，多数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红色书籍，但每一本书对于无知的我们来讲，都是一份美味佳肴，书中那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态，把我们带进无法触及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少儿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在这里启蒙。
看电影，在当时应该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了。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部电话（安在政治队长家里），每逢公社放电影都通过电话通知，得到通知后，村里人都像赶大集似的奔走相告。往往是姑娘一攒，媳妇一簇，老爷们自成一伙，而我们小伙伴们，早已捷足先登了。公社大礼堂的售票口，猫洞似的，售票员面对拥挤攒动的人头，仔细地按大人一毛、小孩五分的惯例售票。那时的大礼堂，是全公社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当时礼堂内只有舞台，台下没有桌凳（后来安装了长条木凳）。电影放映前，场内纷乱嘈杂，但银幕上一出现画面，全场便会鸦雀无声。电影在正片之前，都要放一、两部新闻简报，虽已过时，但能从影像上真实地看到近期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音容笑貌，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
当银幕上出现“再见”的画面时，已近深夜，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大礼堂，在熙攘的人流中，我们踏上回家的路，一路上，我们迎着百岔河潺潺的溪流，嗅着两岸豆麦和水草散发的清香，听着不绝于耳的蛙鸣，踏着婆娑的树影，兴致勃勃地回味着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把只有五里地的乡村小路走得兴致盎然。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生活充满无尽的快乐和自由。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充裕，一日三餐基本定格在“苦力、干饭、粥”，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从十岁左右便开始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砍柴、拾粪、搂草、采猪食，这些活都是我们农家孩子的课余。但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做完“课余”之后，我们便回到自己的游乐天地——夜晚的小山村，“打鬼子、捉汉奸”，让我们弄得鸡犬不宁；春末，百岔河解冻后，是我们钓鱼的好去处，最简便的方法是把蚯蚓穿成串系在小木棍的一端，在河边选择水流平稳的地方，把钓鱼竿插入水里，凭着鱼咬诱饵的感觉，待时机成熟，迅速一提，便把鱼儿捕获了。如果运气好，一个晚上能钓到半脸盆。猪油煎泥鳅，是百岔河馈赠两岸人们的上品美味；夏日和初秋的百岔河更是我们的乐园，河中欢畅嬉戏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在扎猛子、狗刨中玩会了游泳的各种技巧；冬天的百岔河也难得寂寞，冰车是我们男孩子的最爱，在宽阔的冰面上驾着冰车追逐、驰骋，严寒中尽情潇洒着男孩子的野性，欢声笑语使冬天的百岔河变得生机盎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大人们对自己孩子的野性并没有过多的约束，反倒培养了我们那个时代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个性。
碧水风流
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鲜明的主题。
到了七十年代初，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引下，农田水利建设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为了实现“林网成行畦田化，渠井配套满肥化”的目标，全公社掀起了“打井热”。为了不误农时，打井只能选择在农村“猫冬”的时节，当时社员们在打井工地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劳动热情和冲天干劲，我仍然历历在目。
“谁说冬天不能打井，听命老天的应声虫。谁说三九不能抽水？困难面前的俘虏兵。贫下中农逞英豪，敢和老天试比高，天寒地冻何所惧，水井照样吐银花！”
这首充满豪言壮语的诗当时是用纸壳做的标语牌矗立在我们村的打井工地上，作者是下乡知青、时任兴华大队团总支书记的张文娟，那时她刚刚二十岁出头，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温柔而美丽。当时她在我们生产队蹲点，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她的身体力行下和诗的激励下，社员们的干劲空前高涨，打井的进度也突飞猛进，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公社下达的打井任务。
但多数地方是在不考虑当地水源条件的情况下，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只是为了争投资、争设备、打任务井。当时百岔河流域仅1975年就人工打井近百眼，并且全部设备配套。但这些井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以致配套设备闲置、废弃。后来，这些大口井唯一的用途竟成了我们游泳的池塘。如今，面对这些废弃的大口井，我们只能想见当年农民们建设社会主义豪迈的热情、冲天的干劲，以及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性和盲目性，还能想见什么呢？
百岔河在静静地流淌中把芝瑞公社带进了改革开放的岁月。
到八十年代初，百岔河的中下游由于人口剧增，加之多年来无节制的滥砍盗伐，百岔川的植被日渐萎缩，水土流失日趋严重，俗称铜帮铁底的百岔河也已无坚可守，面对百岔川日趋恶化的生态，为子孙后代长远发展之计，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谷振川——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儿子，经过同党委一班人的深思熟虑，决然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高调提出了“三不动（不动镰刀割灌木，不动镐头刨疙瘩，不动耙子搂柴草）”政策，并明确，三级领导干部要负全责，要一抓到底，常抓不懈，哪一级，哪一村，哪一户出现了问题，就拿哪一级的干部示问。对于违反规定的个人，必须从严惩处，绝不姑息迁就。
既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有踏石留痕的行动，经过几年这一“土政策”的实施，山上的灌木长起来了，植被恢复起来了，百岔河边的护岸柳浓密起来了。
1988年7月20日，百岔川遭遇了百年未遇的暴洪，数千亩农田被淹，8人被洪水夺取了生命。
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但后来有关专家分析，如果没有多年来“三不动”政策的实施和全方位的生态治理，“7.20”洪灾的损失会逾数倍。
“三不动”，是不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诠释？
在百岔川的绿水青山哺育下，我们告别了童年，走来了青年。也许是百岔河记忆的召唤，或者是我们骨子里萌生的激情与渴望，我们几个同龄人在同一个时间相约在同一个地点，为的是构筑一个共同心愿。我们成立了“北国草”文学社，创办了《山里风》《百岔川》油印小报，我们把对家乡的记忆，开始付诸于稚嫩而执着的追求。
百岔河水在流淌，流淌是为了生存，生存的还要发展，发展之后要衰退直至于死亡，死亡便是一种悲哀——我们不需要悲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形象”，一种有生命的不朽的“形象”。
家乡的人们编织了神话，编织了传说，创造了历史，成就着现在和将来，但——这只能是一种“影像”。从“影像”到“形象”，需要一种艺术，一种完美的表达。
——我们想拥有这种艺术。用这种艺术对这片土地的神话、历史、现实，以及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从心灵深处付诸于形象的、真情的表达。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或者是一种梦想。但在希望和梦想之间，我们努力地把百岔河流向大海的记忆回溯百岔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