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4
十一期间，妹夫要从他父母家过来看我老母亲，哥哥要开车去接他，妹夫没让去，说班车可以到家门口接他。
我立刻回想起在土城子中学上高中时，从学校到我所居住的村子根本没有直达车，只有一趟通往新开地乡的下午车，放假时如果有幸乘坐这趟车，还得连夜从新开地乡步行25华里，才能回到家中。鉴于此，高中时的每一个学期，我都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学校，纵使经常在梦里和家人团聚，也只能在暮色中望着家乡的方向叹息。
放假那天，抢坐班车就如抢春节前夕的火车票，稍微慢半拍，就得与车（票）失之交臂。挤车时踩掉了鞋子、刮丢了帽子，是常有的事，甚至在回到家后，那种挤车的应急反应，仍然体现在前胸后背的疼痛上。
人多了挤车坐，多数人在车门处卡着挤不进去，总有脑瓜灵光的人急中生智，顺着车窗往里爬，车下的就有人抬举着他从车窗横着爬进去，待在车内站下一只脚，再把同伴以同样的方式拖进去。出发时，险些关不上门的班车如老牛一般，一遇到爬坡上梁，尾部冒着蓝烟，闷哼着移动着负重的身躯，把车轮下的石子碾压地咔咔作响，甚至嘣出去老远。
高一放寒假，我和家住芝瑞镇二八地的同学没有挤上班车，幸运地搭乘了我初中美术老师的拉煤车，我俩坐在装满煤块的露天车厢顶部，也不在乎是否有煤黑蹭到衣服上，毕竟在放假的当天就有车可坐，本身就像中了彩票大奖。
20世纪90年代，没有棉服和羽绒服等辅助外衣保暖，我们只有妈妈手工缝制的棉袄，外套一件褂子，在北方的严冬腊月坐在装满煤块的敞篷车上，那是一种刺穿骨髓的寒冷，再加上我晕车，是那种没等坐车就开始恶心头晕的晕车，每每扒在车帮上呕吐时，同学都拼力拽住我，生怕车遇到坑洼时一晃悠把我甩出去。一路上，我不知道呕吐了多少次，反正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下了车傻傻地分不清东南西北，又不知道何去何从的难受。老师告诉我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走，下了梁就是我们村子，我们两个冻得浑身筛糠手脚也不听使唤的女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踉踉跄跄地摸黑前行，走了一两公里仍然摸不着回家是哪个方向，后来定了定神，发现右前方很远的地方有微弱的灯光，我们决定奔灯光方向走，我当时心里想，找不到家，进别的村子借住，不至于在寒夜里因找不到家而冻坏。
期间，我和同学差点被土包绊倒，当手碰触到了石头下干瘪的纸张，才反应过来，险些绊倒我们的是一座坟，再往前摸索仍然是坟，当寒冷与恐惧交织，我俩都选择了默不作声，估计谁说出来都会吓瘫对方。
我们走了很远才走出了坟地，直到走进一块低洼地，且灯光快要消失时，我才豁然转过方向来，因为我在这块地干过农活，这块地叫横头地，距离我们看见灯光的村子——上地，仅有一公里之遥。我立刻来了精神，带着同学顺着我们经常走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于夜里十二点回到了家。敲开门时，把家人吓了一跳，那个年代没有电话，家人根本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更不知道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回家。
后来，我回忆起那晚的经历仍心有余悸，寒夜里两个女孩子坐在敞篷车上冻了两三个小时，哆哆嗦嗦地下了车又找不到回家的路，磕磕绊绊地前行时又闯进了我们村集中的坟茔地，这经历如果说给年少的孩子听，他们一定觉得那是一次既惊险又刺激的探险之旅。可是，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我们那代人或者说是父辈们经常遇到的事。
我上班后，大多家庭已经有了固定电话，每次回老家，都要打电话告知家人大约几点到家，因为班车还是不能到村子，我们回老家要下一个大梁，返程时要上一个大梁，才能看见公路，通常情况下，班车是不能准时到达目的地的，因为搭乘这趟车的乘客居住得比较分散，上下车的人自然就频繁，等我到达时已经超出预计时间一两个小时了。冬日里，负责接站的父母，去早了站在路边等冻得受不了，去晚了我已经拖带着东西累得满头大汗快进村子了。夏天还好，天黑得晚，一般天亮着就能进家，冬天班车晚到一会儿，就得摸黑下梁，漫长的夜路，偶有野鸟扑棱一声飞远，就吓得后背直冒冷汗。
待到我乘车返回克旗，母亲凌晨三点就起床了，点着灶子烧水，为我煮一碗头天晚上包好的饺子，吃完热乎乎的饺子，父亲会背起土豆、猪肉等老家特产，打着手电，爬一个大梁，把我送到乘车路口等车，班车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路开着灯的。我坐在车上借着手电筒的光，能看见父亲依依不舍的眼神。
如今，人们去哪里都乘坐私家车出行。倘若没有私家车，住在地势平坦的村庄，只需一个电话，班车师傅也会开车去接送，即使班车不能直达，也会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小型三轮车到固定地点接送，这样就没有了误车的烦恼，也没有了长时间等车的无奈。我不禁感慨生活在新时代是多么幸福！